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那年春天，我在徽州的茶乡采风，住在山脚下一户茶农家里。每天清晨推开木窗，便能望见对面山坡上层层叠叠的茶园，像一卷摊开的绿绸子，被晨露浸得透湿。

那天下午，房东阿婆说要带我去后山看野茶树。山路窄窄的，两旁的茶树长得比人还高，枝叶交错，搭成一条幽深的绿廊。阿婆走在前面，我举着相机跟在后面，正对准一丛开得极盛的白色茶花按下快门时，忽然听见阿婆用徽州话喊了一声：“明轩，你从上海回来了？”

镜头里多了一个人。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棉麻衬衫，袖子卷到手肘，露出一截结实的小臂。裤腿上也沾着泥点子，脚上一双解放鞋，看着比村里种茶的还要像个种茶的。可他的脸不像——眉目清隽，鼻梁上架着一副银框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睛亮而沉静，像雨后的茶山，带着一种雾气朦胧的深邃。他正蹲在路边查看一株老茶树的根部，手里捏着一把小铲子，听到阿婆的声音站起来，微微笑了笑。

“阿婆，我回来看看茶树。”他声音不大，带着一股子温和的沉稳。

阿婆拉着我的胳膊说：“这是老沈家的孙子，沈明轩，在上海念的大学，又去什么研究所工作，现在专门研究我们山里的茶树呢。”

他朝我点点头，目光在我脸上停了一瞬，然后移到我手边的相机上：“你在拍茶花？”

“嗯，随便拍拍。”我说。

他指了指我身后那棵茶树：“这棵树的茶花开得最好，你从东边那个角度拍，下午三点半的光线刚好能打透花瓣。”顿了顿，又说，“明天如果还是晴天的话。”

我不知道他怎么会留意到下午三点半的光线正好能打透那棵茶树的白色花瓣，就像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真的在第二天下午三点半又去了后山。总之我去了，带着相机，也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心意。他也果然在，正坐在一块青石板上用笔记本记录什么东西，阳光从西边斜照过来，把他整个人镀上一层淡淡的金色。他听见脚步声抬起头，眼镜片上反射着天光，看不清表情，但我听见他轻轻笑了一下。

“你来了。”

他说这三个字的时候，语气那么自然，那么笃定，仿佛早已知道我一定会来。

我认识沈明轩的头七天里，说过的话加起来不超过二十句。他不是一个话多的人，但每一句都踩在点子上，像他做事的风格，精准，温和，恰到好处。他会告诉我东边山坡的老枞水仙已经长了四十年，树根深深扎进岩石缝里，所以茶叶带着一股子矿物味的清凉感。他会告诉我茶树开花要消耗很多养分，茶农多半会把花摘掉，但留几朵看着也蛮好，山里的日子总要有点好看的点缀。他会在傍晚收工的时候，从背篓里摸出两颗橘子，递给我一颗，自己剥开另一颗，我们并肩坐在田埂上吃，谁都不说话，漫天的晚霞把茶园染成一片温柔的橘红色。

有一天傍晚忽然下了雨。徽州的春雨来得又急又密，我们躲进山坡上一座废弃的茶叶加工棚。棚子是石头砌的，屋顶还完好，雨水从屋檐倾泻下来，在门口织成一道水帘。棚子里堆着一些旧的竹匾和炭焙笼，角落里还有几袋没运走的茶籽。沈明轩把竹匾翻过来当凳子，又从一个铁皮箱里翻出两件旧蓑衣，递给我一件披着挡风。棚子四面透风，春寒顺着湿气往骨头缝里钻，我打了个哆嗦，他看了一眼，把身上那件蓑衣也脱下来给我，自己只剩一件单薄的衬衫。

“你不冷？”我问。

“山里长大的，”他说，微微弯了弯嘴角，“习惯了。”

雨一直没有停的意思，棚子里的光线越来越暗。我拿出手机打开手电筒，光柱扫过去，照见棚壁的木架上搁着几把旧茶壶和几个青花盖碗，上面落满了灰。沈明轩也注意到了，走过去拿下一个盖碗，用袖子擦了擦碗盖上的灰，对着光看了看底款，忽然笑了。

“这是我爷爷的东西。他以前就在这里做茶。”

他告诉我，这个棚子是他爷爷年轻时候建的，专门用来做炭焙乌龙茶。爷爷做了一辈子茶，后来做不动了，棚子就荒在这里。他小时候放了学就往这儿跑，趴在地上看爷爷焙茶，满屋子都是茶香，炭火盆里煨着红薯，爷爷偶尔掰半个给他。

“后来我去上海读书，学的是植物学，导师问我想研究什么方向，我说茶树。”他顿了顿，“其实我是想弄明白，爷爷做的茶为什么那么好喝，后来我做了一堆实验，测了土壤、海拔、光照、微气候，写了一大篇论文，最后也没法用数据说清楚那种味道。”

手电筒的光映在他脸上，明明灭灭的。我看着他，忽然觉得这个人身上有一种很旧的东西，像棚子里的老茶壶，釉色已经温润得看不出火气了，但你知道它曾在一个很高的温度里烧过，那种热度到现在也没完全散尽。

雨停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我们从棚子里出来，山里的空气被洗得干干净净，远处的村落亮起了零星的灯火。沈明轩走在前面，借着天边最后一点微光替我拨开路边的茶树枝，走到一半忽然停下来，转过头看着我。

“你明天还在吗？”他问。

“后天走。”

他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继续往前走。走了几步，又停下来，这一次他转过身，认认真真地看着我，月光刚刚从云层后面露出一点轮廓，照得他的眼睛像两汪浅浅的泉。

“你明天，”他说，“还来后山吗？”

我在茶乡的最后一个下午，沈明轩送了我一罐他亲手做的茶。茶叶装在朴素的牛皮纸袋里，袋子上用毛笔写着一行小字——他写了一整首诗经，我还没来得及细看，他又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小的青花盖碗，就是棚子里那个落了灰的旧物，他已经洗得干干净净，用布仔细包好了。

“这个给你。”他把盖碗递给我，指尖碰到我的掌心，微微有些凉，“回去喝茶的时候用，会想起这里的山。”

我接过盖碗，低头看着碗盖上那几笔清癯的青花兰草。忽然想起什么，从背包里拿出一包没拆封的黄山毛峰——那本来是我带回去送朋友的——塞到他手里。

“那这个给你，你尝尝别家的茶。”

他拿着那包茶叶笑了，笑得很轻，但眼睛里的光很重。他说好，又问我几点走，我说早上七点半的汽车。他说那我早上送你。我说不用了，那么早，山路不好走。他没接话，我们就沉默地站在茶园边，风吹过来，满山的茶树沙沙地响，像无数句没说出口的话在叶尖上打转。

那天晚上我在房间里收拾行李，把盖碗拿出来看了好几遍。牛皮纸袋上写的是《诗经·郑风》里的一句：“既见君子，云胡不喜。”我认得他的字，瘦硬的，带着金石气，跟他这个人一样，看着清淡，其实热烈得很。

但我第二天早上走的时候，沈明轩没有来。

我在村口等了二十分钟，房东阿婆帮我看着行李，说姑娘你快去看看车来了没有。我站在路边，清晨的山雾很浓，能见度不到十米，我一遍一遍往雾里张望，始终没有看到那个穿棉麻衬衫的身影。

汽车来了，我上了车，靠着车窗坐着。车子发动的时候，雾好像淡了一些，我忽然看见车窗外有一个人影从雾里跑出来，气喘吁吁地站在路边，身上还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衬衫，袖子卷到手肘，手里捏着一枝带着露水的白色茶花。

他大概是从山上直接跑下来的，裤腿湿了半截，头发上沾着雾气凝成的水珠。他在浓雾里使劲地朝我挥手，嘴唇翕动着，隔着车窗我听不见他在说什么，但那个口型我看得很清楚，他说的是：茶花，给你。

车子没有停。

我从车窗伸出手去，使劲地朝他挥，挥着挥着眼泪就掉下来了。车子拐过一个弯，他的身影被山体挡住了，我趴在车窗上往后看，只看见满山的茶园在晨雾里静静地绿着，绿得无边无际，绿得好像这场相遇还远远没有结束。

后来我回到城里，用那个青花盖碗泡他送我的茶。茶叶在沸水里慢慢舒展、浮沉，茶汤清亮，香气幽远，带着一种只有在徽州的山里才有的味道——是泥土和雨水和时间和一个人的掌心全部加在一起的味道。

我端起盖碗，看着碗盖上那几笔清癯的兰草，忽然想起沈明轩说过的一句话。那天在那个废弃的棚子里躲雨，我问他做茶最难的是什么，他说：“做茶不难，等茶最难。一泡茶从采摘到焙火，每一步都急不得。就像你种了一棵茶树，总要等它长三年才能采第一茬嫩芽——有些事情急不来，但值得等。”

我不知道他在等什么，就像不知道那天清晨的浓雾里，他从山上跑下来的时候，到底在想着什么。但我知道从那个下午三点半开始，在这个世界的某一个角落，有一个人在等我，或者在等一个回答，或者在等一个永远不会再来的清晨。

而我想告诉他，茶花我收到了。